[66] 我们认为，此反驳意见是没有说服力的。

具体理由是：(1)宪法和民法的性质、功能及所处的地位均不相同，宪法第38条所规定的是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格尊严权，而一般人格权是一种民事性的框架性权利，二者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是内在属性，后者是外在形式，两者犹有区分之必要，不能混为一谈，不宜将人格尊严或人格自由本身权利化。

因此，基本权利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权益保护范围。[27]该法第109条规定，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受法律保护。在本部分内容中，笔者拟对接驳基本权利与侵权责任法的纯粹经济损失进行分析。与法国、德国相比，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模式在外观上更接近于法国。[31]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故意或者过失地部分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财产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的人，有义务向他人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

笔者认为，基本权利原则上不能适用于私法场域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避免不同性质的宪法权利在被私用时产生冲突。二、基本权利经由纯粹经济损失影响侵权民事责任的路径分析 诚如前述，基本权利原则上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但是，为确保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动线流畅以及宪法对法律体系的整体统合，有必要在侵权责任法中预设联结宪法与侵权责任法的管道，以维持基本权利对侵权民事责任的必要的效力涵摄。人们对社会秩序的信赖和期待不仅是外在的客观环境使然，而且还有着深层的心理根源。

我国《刑法》第27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构成妨害公务罪。此外，奥托·迈耶之所以使用‘自我证明这样的语词，实际上是基于一种特定的行政行为观念——行政行为是以法院的裁判为蓝本的，它和裁判一样，都是国家的意志表达。因此，这种情形与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并无关联。从范围上说，有效行政行为的范围大于合法行政行为，即有效行政行为包含着合法行政行为和一般违法行政行为。

[71] 参见刘东亮，同上注所引文。假行政行为由于不是行政行为，当然不具有公定力，公民可予以抵抗，但无效行政行为在被确认无效前却应具有公定力。

[62] 此种学说在学界遭受了猛烈的批判，理由基本都是其与现代民主法治原则不相容。[85] 杨解君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设想一下，如果行政机关拆除了路边影响公共安全的违章建筑，人民难道会反对此行政行为？难道会不接受这一行政行为的有效推定？ 最后，关于柳砚涛的第二点质疑——公定力的时效问题，确实值得深思，很多学者也都对此提出了疑问，但公定力的支持者却鲜有做出合理解释。当然，二者对究竟哪些确实违法的行政行为，可以认定在行政行为发生时适法或具有效力的解答上也存在差异。

而在《行政法》（民国77年修订三版、民国78年修订四版）两书中，则将公定力加入到了行政处分的效力之中。[127] 参见[日]室井力主编，同上注所引书，第96页。此外，有学者认为行政行为的其他效力可以完全可以依赖实定法的支持，但是并没有详细说明有哪些实定法的依据。拘束力源于行为的法定性，与是否推定为合法有效也没有必然联系，不需要以推定合法有效的理论假设为前提。

合法以有效为前提，这就决定了有效的标准要低于合法。刑事案件中存在对市民课予刑罚的基础的行政行为时，法院应当严格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是罪行法定主义的要求。

并且此种理论在日本被称为‘适法性推定说[68]。[81] 我们认为，不可否认，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确实有利于保障行政行为所设的权力义务关系的稳定，但此种作用并不会妨碍法安说成为公定力的理论基础。

[37]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纪东也指出，国家之意思具有公定力。三是对于某些一般性违法行政行为，有权主体可以根据利益衡量原则或通过追认、转换等手段维持其效力从而使其达到有效的状态。因为公定力是对行政行为的一种假设性推定，不应当涉及实质性问题，因此形式层面的有效性推定更加合理。[104] 参见叶必丰：《行政行为原理》，同上注，第280-281页。其二，对某些违法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请救济，从而使相应行为发生形式上的确定力，这种有效的行为却不是合法的。有观点认为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是源于公定力理论，行政行为一旦做出并取得公定力之后，对任何人都产生了约束力量，行政相对人也必须先行服从并积极履行相关义务。

[99] 朱新力认为，行政处理的公定力原理的基础部分在于法安定性的需要，但是在行政处理具有明显并且重大瑕疵被界定为无效行政处理时，不再适用法的安定性原则，而是应当适用实质的正当性原则，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承认公定力，那么，相对人的权益明显将会陷于一种不安定状态，因此无效行政行为不具有公定力。行政行为成立后，是否合法有效尚不明确，摆在我们面前的价值和利益一方面是保护公民的权利，一方面是促进行政目的及时实现、维护法律关系的安定性、保护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信赖，经过立法上的权衡和考量，我们只能假定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合法有效。

[113] 参见江利红：《日本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439页。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和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是行政行为公定力的作用结果。

因为, 集体的安定秩序可以为每个个体所享用。[39] 叶必丰认为行政行为具有先定力、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

但是沈岿却认为国家权威说仍然能在民主国家的理论中得到融通。除了这两点之外，关于行政行为的定义基本一致，即允许通过法定的途径否定行政行为，除此之外，相对人、第三人和国家机关要予以承认和服从。[21] 参见胡建淼：《行政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为了维护行政法关系的法律安定性，防止其陷入纷乱，而赋予行政行为公定力，那么公定力必然会反过来促进行政法关系的稳定。

形式确定力是指相对人不得任意以诉讼或抗告等方式要求改变已确定的行政行为，又称不可争力。[145] 综上，公定力在司法实践中已得到广泛运用，这也使得公定力理论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私法关系的双方作为平等的主体，任何一方的意思表示都无法具有此种优越性，也就不存在公定力这一说。苗连营：试论行政行为公定力之有限性，《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事后救济也有缺点，一些损害，如身体上的伤害，事后是无法弥补的。[43] 江必新主张不将公定力纳入行政决定的实际效力体系，认为公定力与行政决定效力具有不同的性质，其仅仅是对行政决定在特定时间段所具有的必须获得尊重的效力的一种推定，与实体上的合法有效并没有直接联系。

[3] 室井力认为，只要有正当权限的法院或行政厅不使其丧失效力，就不问其是否合法，它具有一种力量，强行要求承认对相对人及其他关系人具有拘束力。转引自章志远：《行政行为效力论》，同上注，第60页。杨海坤认为，传统四效力说（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是以公定力概念为核心而构筑起来的理论体系。行政争讼程序已经开始者，民事或刑事法院应停止。

对于此问题林锡尧认为应当视法律规定之犯罪构成要件系涉及行政处分之有效性或合法性问题而定： （1）如犯罪构成要件仅涉及行政处分之有效性问题，刑事法院得依法判断该行政处分是否有效。此外，《刑法》第277条第一款的规定其实就是限制了行政行为公定力对法院的拘束作用。

盐野宏认为，该判决是从刑法的立场来解释具体刑事案件中的犯罪构成要件，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和撤销诉讼排他性管辖的适用、不适用有关的有效、无效的判断是不同的。从法律地位上看，公定力不仅仅是行政行为的一种效力，而且其自身就是一个基本的行政法原理，很多行政法的制度安排都需要借助于公定力理论获得合理解释。

德国学者奥托·迈耶指出，当一个行政行为的错误并非如此明显时，这个行为首先是正当的，就像它是有效并发生作用的一样。[17] 湛中乐认为， 公定力是指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一经作出，不论其实质上是否合法，都具有被推定为合法而要求所有机关、组织或个人予以尊重的一种法律效力。